作者｜邸延生
选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二篇第16章）
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本文约9300字）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员包括了县委书记以上的县委、地委、省市委和中央党的各级领导同志，总计七千余人，所以又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大会主要讨论形势和任务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党的作风与群众路线问题。大会的目的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便客观地认识形势，统一全党思想，部署今后的工作。
一、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了“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继而讨论了刘少奇口头陈述的大会报告提纲。会议决定第二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1月27日下午，“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在报告中，刘少奇主要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和党的作风问题。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刘少奇提到了1959年以来农业生产上的三年连续减产，并说：
“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
“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刘少奇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毛泽东听得非常清楚，但也只是默默地吸烟，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的表情变化。但许多人都知道，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这样讲，尤其是在工作失误和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更爱这样讲，以此来鼓舞大家的士气。
现在，刘少奇一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并且是在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颇带刺激性的话，使许多人不同程度地感到“惊讶”，同时也或多或少地预感到了问题的某种“严重性”……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重点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订政策，拟订计划，拟订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
刘少奇报告之后，毛泽东作了简短发言，他说：“明天（即1962年1月28日，星期天——作者注）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大会主席台上
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
1月29日，大会全体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讲话。林彪在极力颂扬毛泽东领导正确的同时，把各方面所犯错误的主要责任统统推卸到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人身上。在谈及这几年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时，他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他还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听林彪这样讲，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只是吸烟，并不插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都不插话，整个大会都在听林彪一个人讲：“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歌功颂德式的发言，赢得了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给了毛泽东支持与力量，也给了毛泽东更大的自信。
接下来，林彪详细阐述了党的有关军事方针……
林彪讲话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说着将脸转向林彪一侧，“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继而又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三、毛泽东：“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毛泽东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克服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这次大会上以身作则地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解除了与会者的顾虑：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毛泽东还说：“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语言生动，有声有色，讲话经常被人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这是毛泽东在1月30日下午的大会上讲的一句名言。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一共谈了六个问题——有关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其中，主要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在这里，他批评了发生在共产党内的一种现象：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都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的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么，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接下来，毛泽东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这里，毛泽东要求大家勇敢地承担责任，不要不敢承认错误。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真正地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取不同意见，接受正确的批评。他引经据典地说：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他还说：“各人有各人的账，应当争取主动，首先要做自我批评。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要争取主动，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欢喜，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在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讲到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毛泽东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24年的漫长岁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磨难之后，才使全党的认识逐渐地完全统一起来。他很认真地说：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继而他又十分坦诚地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内容——作者注）。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初期，曾经信心十足地提出在“十几年、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钢产量“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毛泽东冷静多了，改变了原先那种对于“大跃进”的不切合实际的认识和“很快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他说：
“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整个大会的强烈反响，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热烈拥护。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鼓舞人心的情景啊！大会开得很活跃，也很轻松；毛泽东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使整个会场充满了宽松的民主气氛……
四、大会开出了民主氛围
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和邓小平也都做了重要发言，林彪也讲了话。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报告。
大会的民主气氛，使大家对1958年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的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全面地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而奋斗。
会议原计划在2月4日农历的年三十前结束，让大家回去过春节，然后抓工作；但大家都感到会议开得不过瘾，有许多话还没有说完，要求延长会议时间，不回去过春节，继续开会……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四天的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气氛沉闷的省份，由刘少奇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去亲自坐镇揭盖子，目的在于把前几年存在的严重问题暴露出来。
宽松的民主气氛，使大家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在分组讨论中，人们慷慨激昂地批评了这几年上上下下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对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大多数人都表示了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对1959年以来经济困难的原因做了认真和比较客观的分析与估计。过去人们一直把它归咎于自然灾害，这次会议上人们认为就全国来说，一方面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上的错误所引起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像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分组讨论中，个别同志甚至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提出了大胆的否定意见。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只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执行错了？这几年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难道都是执行中的问题？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直接的经济损失又是多少？这几笔账应该算清，不能笼统地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缺点错误只是执行中的问题……
五、刘少奇和林彪的大相径庭
各个小组的讨论纪要，毛泽东都一一过目。对于来自个别中层干部的尖锐批评，已经引起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安；而作为中央最高领导核心成员刘少奇的一段即席讲话，尽管口气显得很缓和，但也使得毛泽东的心绪起伏难安了：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讲这几句话，以他的身份和在党内的地位，他自然知道这几句话讲出去的分量。虽然他首先讲了要继续保持三面红旗，但也使得一些与会人员感到震惊……
毛泽东的思想活跃，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广的分析能力，他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孕育和锻炼出来的，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他并不注重推敲刘少奇这几句极其明白的话语，而是深入思考、仔细琢磨其后面话中的潜台词。他感到刘少奇的话中隐含着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至少可以说是怀疑。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觉得刘少奇已经不那么“坚定”了，在绝对不能动摇的党的路线问题上“动摇”了……
这使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刘少奇即席讲的另一段话：
“现在我们不能再用过去常说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乱套‘大跃进’的缺点和成绩。这几年，造成困难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毛泽东愈发感到刘少奇思想问题的严重性，这使得他在会议上表现出了心事重重。林彪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在同一个场合对同一个问题讲出的话与刘少奇讲的竟大相径庭：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步地完整起来，逐步地具体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
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充分注意，并使他的神情明显地为之一振。随之，在对待“大跃进”得失问题的看法上，林彪讲出的话更与刘少奇讲的有天壤之别：
“这几年我们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精神上却得到很大的一笔财富。现在失的方面看得很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完全值得的。”
林彪的话固然有他的某些道理，但同刘少奇讲的内容相比，很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毛泽东却很赞同林彪的说法。
整个会场，从下看向主席台，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位置，刘少奇坐在毛泽东的左侧，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侧；从主席台向下看，刘少奇是坐在了毛泽东的右肩首，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左肩首。再向左，坐着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当刘少奇讲了以上的这些话时，毛泽东的面部表情明显地显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并几次向讲话中的刘少奇投去直视的目光。但当林彪讲话时，人们见到毛泽东的脸色开始变得舒缓开来，并且慢慢地点燃了一直拿在他手上的香烟……
当毛泽东和杨尚昆、罗瑞卿在一起谈及此事时，毛泽东明确地告诉他们说：“林彪的讲话很有水平，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得出来的。”
六、彭真和陈伯达的当面冲突
无独有偶，就在毛泽东为刘少奇的讲话而深切思考时，发生在大会报告写作班子会议上的另一件事情，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在讨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任的时候，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真也同刘少奇一样，说出了几句举座皆惊的话：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都将给我们留下恶劣的影响。”
大会报告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陈伯达立即站直了身子反驳彭真：“彭真同志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愕然了……
分组讨论的各种情况自然会如实地传递到毛泽东的耳朵里。这使他更加细心地再一次去琢磨、去考虑林彪在大会上的那些发言：
“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有。”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这也使得毛泽东在思想上对刘少奇、彭真等人更加戒备和不满……
七、刘少奇对彭德怀问题的定性讲话
恰在这时，会议讨论中又有人提出了彭德怀等人的问题。说是既然对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错误基本上都纠正了，为什么作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首要人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等人的问题还得不到解决？
刘少奇听了发生在会议上的种种议论和综合他所得到的各种信息，便在他的口头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
“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了’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虽然基本上仍是1959年庐山会议所作的结论，也是按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讲的，其目的也是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毛泽东对他所产生的疑虑，也使得那些提出这个问题来的与会者很不满意……
但整个会议从总的来说，开得还是令人满意和鼓舞人心的。大会在对全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错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2年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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